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中的质量文化
——如何理解质量文化
李志义
当前，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校加强自我质量保障和推进质量文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2021年，新一轮审核评估拉开了帷幕，本轮评估将“推动高校积极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高校质量文化”作为评估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将“培育践行高校质量文化”作为评估基本原则的重要方面。首次将“质量文化”作为评估指标，旨在通过政策引领，深入推进高校质量文化建设，整体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鉴于国内对高校质量文化的学理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我国高校质量文化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进一步厘清高校质量文化的内涵、建设路径及其与质量保障的关系，将有助于高校对质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自觉实践，从而达到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的目的。
一、高校质量文化的本质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制的意义之网中的，克利福德·格尔茨也持同样的观点，文化就是由人所编制的意义之网。这种意义之网可以是理想、信仰、价值观，它们通过塑造动机来驱动人类行为。行动对于行动者的意义或者说行动者赋予行动的必要理由，这里的理由可以是为了达成一个既定目标，也可以是非目的——手段的考虑（比如从价值观念上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好的”）。塔尔科特·帕森斯接续了韦伯的传统，认为价值是集体共享的行动目的，规范是共享的文化规则，价值与规范界定了用以获得有价值目标的合理手段。文化系统包括价值和规范，价值必须通过两个过程牢牢确立在两种行动系统中：人格系统的内化过程，社会系统的制度化过程。价值只有借助制度才能变得具体，即价值必须制度化。行动者追求目的的实现或许是理性的，但因为信奉或认同某种规范和价值才有了行动的目的，所以行动者的动机恰恰是由文化来塑造的。韦伯和帕森斯实则是从符号学的意义界定文化的概念，即文化是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价值取向和信念，而“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是个体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取向中做出选择的尺度或标准。既然文化通过界定人们的需求和价值追求来塑造行动，并构成了共同体的意义之网，制度、器物、行为、行动与关系则是用来分析和观察文化可见的、可操作的“抓手”，那么，高校质量文化因而就是高校及其师生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
高校质量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性追求并非是人们心目中不可实现的乌托邦。尽管当下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仍占主导地位，但工具理性并非理所当然，它并非是历史的不可避免的顶点，因而也不过和神秘主义、宗教、世俗哲学等一样，只是一系列被建构出来的意义系统，对现代性的现象学研究取向就动摇了被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根本无须解释的理性基础。正如理性选择理论家雷蒙·布东在晚年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硬伤在于将人类行为禁锢在了工具性行动上。思想、信念、情感、价值、信仰等，这些内在化的人类思想生活，和利益一样对于理解人类行动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将分析框架从工具理性拓展到价值信念的必要性清晰可见。个人偏好和利益既是制度的产物，制度的规则和过程也就可以用多种方式形成和改变个体价值和偏好。也就是说，当下在高校质量治理的过程中，应注重从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杠杆转向价值理性的杠杆，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个人偏好，激发高校及师生对质量价值理性的追求。价值理性是人类在自身实践活动当中对于价值和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它以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为依归，致力于为行为主体提供一套行动的理念、目标和理想，注重目的本身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高校项目制的制度设计与运作仅围绕利益驱动, 最终人的行为表现即使是貌似理性的, 它也不过是一种受动与自我强制，迎合组织量化目标和满足个人生存需要的策略行为 ,而非源自内在的精神、信念与价值诉求。而美国的自愿问责体系的设计体现了基于“资源投入——回报的交易哲学和经济理性”逻辑转向基于“承诺——履行的伦理契约和价值理性”的逻辑。这些都警示我们在高校制度的设计中，要考虑其运作能否关注和激发行为主体的内在精神、信念与价值追求，而高校质量文化正是呼应了这一愿望和宗旨。以往的高校质量保障手段很大程度彰显了外在性和技术性，将道德、价值和信仰等人的活动完全化约为技术性的问题，人变成了工具，高等教育由此失去了人的活动本质。人们期望通过质量文化概念来构建全新的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体系，挖掘现代全面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中的文化观念、精神价值和心理意识要素。新一轮审核评估中，质量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推动以人才培养为己任、将质量提升作为奋斗目标的共同教育理想，重视质量本身的目的性、质量主体的内在自觉性。高校质量文化蕴含了高校以及师生对人才培养质量的价值理性追求，引导高校和教师从功利境界走向道德境界，旨在使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真正成为高校以及师生等每一质量主体的内在成长的需要，唤起他们的质量意识、质量责任和质量道德。
二、“五自”质量文化的内涵
从育人的特殊性来看，人的培养不同于工业产品的生产，其过程难以精准控制，其结果难以统一评判。人才培养的质量从来都没有一个上限标准，学生和社会的需求既是多元的，也是不断发展的，唯有主动回应、不断改进，才有可能保证质量维持在一定的水准。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曾基于文化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提出打造“质量中国”必须建立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随后逐渐发展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五自”质量文化并被广泛认同。新一轮审核评估方案中首次将“五自”质量文化的建设情况作为评价指标单列，将其作为第一类和第二类评估的二级指标。“五自”是质量文化建设的内涵和价值体系。厘清“五自”质量文化的具体内涵，对做好新一轮审核评估尤为重要。
自觉是指人在有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能预见后果的行动，与其相对的是一种自发的状态。自发意识是对事物的一种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现象和表现的初步认识，未能深入到事物本质，因而受到自发意识支配的自发活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质量自觉主要包括自觉意识与自觉追求，包括人才培养质量形成、保障、提升的内在规律的认识上。质量自觉需要一种排除外在干扰和自身功利，使行为主体不再只是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而是通过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改进，最终实现质量价值。质量文化自觉是高校质量文化建设、发展和发挥功能的先决条件。新一轮审核评估中的质量文化自觉，就是要求高校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自身在质量建设中的主体责任、主体意识和服务意识，具有质量危机意识、质量战略意识。教师的质量自觉就是对教育教学质量以及质量保障工作的理解，意识到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用心培育人才是教师最重要的工作。
自省是基于自觉意识的自我剖析与检查，通过调动自身的理性意识，对主体已做出或即将做出之行为的动机、过程、结果等进行道德与价值层面上的自我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改正、规制、修正、弥补等自律行为。高校质量文化中的自省是指高校对照质量标准对教育教学工作、管理工作、服务工作进行常态化的理性反思，反省当下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局限，发现问题并及时改正，从而实现自我提升。自省深入或内化到了大学师生以及管理工作者的内在需要、内在心理意识结构和内在道德自律阶段。
自律是指主体自觉认知并遵循一定规范要求而形成的内在约束。质量自律是主体基于自身自觉程度进行的有意识约束自我的意识和行为，它表达的是行为主体的某种内在精神品质，能成为人内心的一把量尺和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指导和规定了个人的质量行为，自愿地认同人才培养质量规范 , 从被动的服从变为主动的律己。质量行为只有从他律转化为自律，才能真正起作用。一般而言，起初主体主要是根据外在的规范约束和调节自己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外在制约性，进而由他律转化为自律。高校的自律就是即使没有外部的评估与监督也能够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严格教育教学管理，维持良好的办学秩序，主动满足利益主体对人才培养的质量需求，不断追求卓越质量。教师的自律就是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坚定职业信仰和道德准则，教师对待自己的职业，要怀有一颗敬畏之心，尽心尽责地对待学生，形成自觉且深入研究教学、与时俱进的职业习惯。
自查是指高校和教师自觉对照质量目标、质量标准，对育人目标和教学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和自我评价，及时了解和掌握教学质量状况和目标达成情况，发扬优势，发现问题和不足，分析原因，及时纠正，也是对外问责重要的自我证明。美国的认证制度即是建立在传统学术价值和观念基础上，激励院校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提高，体现高校自我管理、自我审查和同行审议。自查制度是高校自主性的集中体现，也是维护这种自主性、避免外界干预高校教育事务的机制。新一轮审核评估强调积极构建多元主体评价，建立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评估机制和学生参与评估机制，倡导高校建立质量信息公开制度及年度质量报告，以加强与外部机构的联系。
自纠体现了持续自我改进的信念，自我纠正与形成性评价的核心理念一致，不以评价本身为目的，而是以目标的达成和不断改进为目标。持续地自我改进是自我约束的最高境界，它体现出高校质量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即不安于现状，不自我满足，勇于改革创新，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勇敢自纠，永远葆有追求更高品质的主观意愿 和信念。 新一轮审核评估尤其重视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闭环管理和持续改进情况。在教学层面，自纠是指师生应根据评价反馈，及时调整和优化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质量。
（文章资料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2024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