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中的质量文化
——如何建设质量文化
李志义
组织文化之父埃德加·沙因在《组织文化与领导力》一书中总结了12种文化植入（嵌入）机制，包括领导者需要定期关注、资源分配、组织设计与组织架构、组织制度与组织程序、组织的各种典礼和仪式等。也就是说，高校质量文化建设其实是将高校对人才培养质量的价值追求嵌入各种制度结构体系中，并最终内化为组织成员的价值体系，成为群体的价值观，这一个过程也称为制度化的过程。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再生产被称为制度化。认知、文化和象征层面存在的社会秩序如果不是通过特殊规则或强制方式得到维持和再生产，而是以自主形式实现，这一过程就会被称为社会秩序的制度化。制度化包括两个维度：制度的建构和制度的认同。制度的建构强调的是制度本身的完备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它是制度化的首要枢机；制度的认同强调的是组织成员对制度本身的认同与内化,表现为对于制度规则的自觉遵守，它是制度化的内在保障。有学者在梳理西方大学自治和学者治校文化时，指出其建设初始都与学术活动的制度化密切相关。高校质量文化的形成，实则也是制度化的过程。欧洲大学协会认为，任何质量文化都有两个组成部分：关于质量的结构和管理，对质量的价值、信念、期望和承诺，其分别蕴含了质量文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形成路径。文化与制序具有同构性，制序是文化在体系结构上的体现，文化是制序中的精神内核，制序使文化传承和固化，文化则让制序得以内化和深化，防止其僵化和异化。基于此，本研究拟从两方面分析：一是质量文化相关制度的建构，即完善高校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制度结构体系，主要形成“五自”质量制度规范体系，是文化的一种固化和外显；二是制度的认同，即形成柔性的质量治理氛围，促进组织成员对“五自”质量文化的认同和内化，进而生成个体对质量价值的追求和承诺。虽然讨论制度问题的时候容易把注意力放在以工具性规则形式出现的表层制度上，但是真正重要的制度是其深层的信念共同体。斯科特将制度要素分为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三种制度要素对应的内化程度不同，逐次递增，规制性制度要素基于施加外在的、消极的约束、工具主义逻辑，即行动往往追求的是在某种情境中的物质利益。规范性制度要素主张制度为行为提供了积极的模式、框架或脚本，基于适当性逻辑，即行动则参照一定的道德框架，考虑个体在情境中与他人的关系和自身的责任；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强调遵守共同的情境定义、被视若当然而接受的各种理解或认知框架。质量文化弱化了规制性制度的建立，而更强调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制度建构，并将其逐渐内化为行为主体的心理认知结构，最终形成信念共同体。
一、制度建构：完善质量治理制度
文化是以组织、制度、行为等为载体的。高校在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不能把文化与其他的组织要素割裂来看，有必要以质量治理制度结构体系建构为抓手，推动质量文化的建设。建立质量文化，不是另起炉灶组建新机构制定新制度，而是要基于学校已有的相关制度结构和政策，分析其透射着怎样的价值取向，观察行政人员、教师以及学生的互动到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然后，再根据质量文化建设要求进行针对性的改革和布局：一是树立质量自觉自省意识。高校的质量自觉自省意识就是对自身在质量建设中责任的认识，实施质量文化建设计划和行动计划，积极宣传优秀典范，发挥榜样的力量，激励师生参与质量建设。对积极投身质量建设、教学品质有较大提升的教师给予认可。关注师生员工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帮助他们找回初心，激励他们追求更高层次价值，重申学术信仰和教育理想，倡导追求卓越、开拓创新的大学育人精神。形成定期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制度和流程，引导师生形成自我批判和反省的习惯，促使教师深刻认识当前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内外部形势，意识到不重视质量、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不思进取必将遭到时代的淘汰，使其建立起危机感、紧迫感。二是完善质量自律机制。自律的关键在于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将质量意识渗透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将质量价值追求转化为全体师生日常自觉行为。质量自律需要学术自治的环境、全体人员的动员、可靠的制度保障。因此大学质量自律机制建设不仅要求有质量标准、专门机构、专业人员、监测评价、及时反馈和持续改进等基本的“六有”特征，更需要进一步健全治理结构、完善制度体系、优化工作流程，落实质量要求和责任，促进全体人员的参与，提升人才培养能力，达成人才培养的目标。三是落实质量自查自纠机制。从目标定位、培养模式、教学过程、资源支撑、结果输出建立起“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控体系，实施“计划-执行-检查-反馈-改进-再检查”的质量闭环治理体系，建立自我评价机制、评价结果反馈机制和持续改进机制。其次，构建数据驱动的质量治理范式，利用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结果反馈，不仅为教与学的改进提供支持，也为教学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二、制度认同：形成柔性的质量治理氛围
质量文化蕴含了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及各种利益相关者从心理和文化上对人才培养质量的高度重视和认同，确立质量标准、建立制度规范、选择技术方法都需要在卓越质量文化的引领下才能奏效，否则就成了没有精神内涵的机制空壳。质量治理的制度结构体系建构是质量文化形成的重要抓手，制度的认同、内化与深化则是质量文化建设的另一关键环节，有利于防止制度本身的异化和僵化。因此，高校有必要形成柔性的质量治理氛围，久久为功，使“五自”质量文化真正成为高校内部所有人的理念导向和行为规范。具体而言：在质量治理价值取向方面，坚持“以人为中心”和“管理即服务”的管理哲学理念，构建以民主性、法治性、科学性为标准的价值尺度以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把人看做是全面发展的人，关注人的进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强调绩效问责走向协商对话，从监督评价走向支持服务，形成民主和谐的文化氛围。在质量治理方法方面，就高校外部而言，“五自”质量文化的建立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过于强调行政问责，会挤兑高校自主探索的时间和空间，使其产生紧张感和“示好”心理，无法冷静地认识自身的不足和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无法由内出发建立起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因此，在审核评估过程中，应尊重高校的主体性，适当给予其自由探索的空间，为高校的质量文化建设之路提供一个平等、包容、支持的外部环境。就高校内部而言，大学治理的文化模式强调相互信任与共同语言。因此，高校质量治理的文化模式需要建构以参与、包容、沟通对话、协作和信任为核心的大学质量文化。质量标准的建立符合国家、社会及学生等利益相关者需求，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机制和质量共同体结构。主张制度适应人，采用多种方式激励师生员工内在潜力、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尊重教师的学术角色，督导工作由“督”向“导”转变，支持和服务教师发展，将质量要求转化为教师个人意志的选择和自觉行动。
（文章资料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2024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