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中的质量文化
——如何增强质量保障能力
李志义
一、质量文化与质量保障的关系
文化治理理论强调“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达致某一特定时期的治理目标”，蕴含文化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工具双重属性。工具论的文化将文化看作治理的工具，对象论的文化则将文化看作治理的对象，二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成。Zukin和DiMaggio的文化嵌入概念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他们强调文化影响经济活动、政治、组织、个体等各个层面，明确了文化嵌入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亨利·萨姆纳认为“任何制度，都是由一种思想观念（概念、主张与利益）和一种结构构成的”。思想观念确定这种制度的目标和功能，而结构体现思想观念。这里的观念本质上和Zukin和DiMaggio所指的文化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制度模式内部存在着强烈的结构整合趋向，正是由于不同的观念倾向与价值体系的嵌入，不同阶段的大学教学文化、管理文化才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形态。基于不同理念的质量保障体系具有各自的特点，呈现迥异的质量保障结构、制度、机制、行为模式和秩序。以法理权威为逻辑的科层模式和以主体价值认同与追求为逻辑的文化模式，便是基于两种不同理念的质量保障模式。质量文化则强调基于主体价值认同与追求为逻辑建构质量保障的理念，因此，质量文化与质量保障本质是嵌入关系，因为质量文化伴随质量生成、质量保障等质量治理的各个阶段和场域，质量保障是质量文化建设和嵌入的场域之一。质量文化作为一种质量保障的工具，不仅代表行为主体的内在自觉程度，也意味着其所蕴含的相关理念嵌入到质量保障价值取向、目标选择、制度、组织结构等载体。质量文化嵌入到高校质量保障是一种有限嵌入，高校质量保障既不是完全由质量文化影响和支配的，也不是完全与质量文化脱节。由于政治、人性等因素客观存在，完全受文化价值因素支配的质量保障是不存在的。质量文化嵌入质量保障体系是质量文化建设方式之一，这也呼应和验证了文化工具论和文化对象论在实践中相互融合这一命题。
二、促进质量保障模式转型
从历史演进来看，不同质量保障模式的出现，实际上并不是对传统质量保障模式的彻底颠覆，而是在后者基础上的适应性发展与渐进式演变。高校质量保障的科
层模式与文化模式，就像一个人的成长阶段，随着不断的成熟，需要发挥自主性和独立性更深层的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建设初期，主要是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中展开，整体呈现科层模式的特点，随着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逐渐成熟，高校自身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文化要逐渐发展和完善，质量从外在约束逐步转向内在自觉和追求，才能更全面地持续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当下高等教育进入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校质量保障体系中质量文化的缺失不仅严重影响到大学质量持续提升和质量保障体系深水区的改革，而且使大学自身陷入了令人尴尬的身份质疑。评估过程中的“猫捉老鼠”和弄虚作假现象说到底是对高校质量保障科层模式的激烈叩问。破解这类怪象，不能只关注外在的、规制的、表象的评估方式、技术与手段，更应当从高校质量保障的深层理念全面审视高校质量保障的转型，从不同层面革新质量保障的哲学理念指导、组织结构、权力分配和制度构建。质量文化强调高校和教师的主体意识，自身对人才培养质量的价值追求，实现质量的自我形成、自我批判、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蕴含不同于科层模式的质量保障理念，体现了质量保障是自下而上的价值认同过程。因此，需要将质量文化所蕴含的理念嵌入到质量保障组织结构、制度与行为主体等载体，不断外化、客观化、固化为一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追求的质量保障文化模式，并逐步内化到师生的人格系统，生成师生对质量的内在追求和承诺，形成高校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释放质量文化的质量保障功能，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引导作用，实现质量保障科层模式到文化模式转型，提高高校质量保障能力。新一轮审核评估突出了“五自”质量文化对于质量保障的引领和支撑，这一转变，不仅仅在制度、工具方法层面，更在价值观层面，推动高校由被动接受评估到主动追求卓越质量。
因此，我们需要厘清和把握质量保障科层模式与文化模式的差异特点，发挥质量文化的引领支撑作用，实现质量保障科层模式向文化模式的转型，提升高校质量保障能力。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质量保障理念的转变。质量保障的科层模式体现了实体论哲学，即事物的发展是线性的，受背后必然性支配，不重视偶然性、主观性和精神作用；质量保障的文化模式则体现实践论哲学，强调主体性和能动性。质量保障由科层模式到文化模式体现了科学管理到文化管理理念的转变，体现了外部控制审查到院校质量管理为本、外在性到自觉内在性、技术性到人本性、控制到支持等理念的转变。二是质量文化通过认同-内化机制嵌入到行为主体。文化认同与内化是主体从隐形的文化感知过渡到显性自觉行为的支架，其目的不仅是质量保障主体的“内在精神结构”，更是形成主体质量行为自觉，质量文化内化于人的心理结构过程，实质上也是质量文化发挥质量保障作用的过程。高校质量保障主体活动过程，是对质量保障过程中嵌入的某种观念、行为规范等进行认知、理解、接纳并最终实现价值认同和行为转变的过程。只有将质量价值观内化为全体成员的自身行动目标和行为准则，文化共同体才能长久地存在和持续地发展。质量保障科层模式则是基于外在的法理权威，具有外在规制性，忽视人的主动性，强调照章办事，行为受规则约束，容易导致形式主义，不注重实效。三是构建质量保障共同体。大学质量保障科层模式注重垂直权威的运用，强调正式权力和任务职责的分配，自上而下的科层组织结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行政人员为了实现大学的使命，往往把教师视为被操控和部署的人力资本，双方容易产生的漠视和敌意。质量保障共同体外显为一种组织结构形式，一种隐性的质量行为制度规范，也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一种和谐的组织成员关系。它不是以共同的利益而连接，而是以共同的理想信仰、价值追求而聚合。共同的质量价值观是质量保障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关键，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教育教学是有价值的？如何保证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各相关主体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当学校的全体成员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质量共同体才初步形成。因此，就高校外部而言，高校要承担主体责任，形成政府支持、行业企业等利益主体参与的质量保障机制，形成平等参与、共同对话交流的关系结构，主动满足利益主体对质量的要求，重视信息公开透明，质量保障功能由证明向持续改进转变；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的主体逐渐由校级专门机构转向教师为主，强调所有成员的共同参与精神、归属感和价值认同，达成共同质量愿景和质量共识，重视非正式权威、文化引导力量和主体内在追求，建立文化认同路径，贯彻赋权、参与、沟通、鼓励、信任等民主方式，支持师生发展，满足其合理需求，落实责任要求，共同追求卓越质量。
三、质量文化的质量保障功能
大学质量保障模式强调工具理性的应用，以行政命令、制度规范、管理技术等来进行质量管理，约束组织成员的质量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教学自由被干涉，学术自主权遭破坏，损害了大学精神,也降低了大学教师的道德责任感，高校和教师认为质量保障是一种外部强加的负担，彼此忽视信任，基于问责目的，而不是支持和促进高校达到教学的卓越水平。高校质量文化的质量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质量文化提供了不同于工具理性价值选择和取向，弥补工具理性异化的弊端。高校质量文化突显了大学对人才培养质量价值理性的追求，强调以“人的尺度”为出发点来解释、评判质量保障的现实并预设理想的质量保障形式，高校基于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定位、高度的使命自觉而形成的一种内部动力需求，对人才培养的卓越追求，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并通过树立信念信仰、价值共识等激发所有成员参与质量行动的内源动力，以达成“文化自觉”。二是质量文化作为一种“软治理”，具有软性制约的作用，与质量保障规制的“硬治理”，共同促进大学质量保障。如果一所大学在质量保障的过程中，只有外在的制度刚性规制，没有质量文化的内在动力，那么质量保障就很有可能成为千篇一律的行为，大学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就会迷失甚至消解，大学教学和服务就会失去一种人文主义的温情，沦落为单调麻木的知识交易场所和单一标准化的人才加工厂。质量文化理念下的制度结构设计具有民主化、科学化的特点，制度从规制性转向规范性，回应高校和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和内在需求，尊重高校和教师的主体地位，强化师生价值信念和自我约束。从效果上看，文化支配的行为带有更强的自觉性，效果会更深刻持久。同时，高校质量文化代表着高校质量保障的非正式结构，是高校质量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校质量保障既需要正式的结构，也需要非正式结构。高校质量保障中的正式结构是适应质量保障制度环境的产物，是高校维护其合法性的方式，是对外部展示的一种形象；高校质量保障的非正式结构包括价值取向、思维信仰等则是高校质量保障的实际工作机制，以文化为中心的非正式结构才能真正的解释质量保障行为发生的具体过程和效果。高校质量文化作为非正式结构对高校质量保障的有效性产生重要影响。质量文化可以以其在组织内“无所不在”的特征，弥补正式规则的缺漏之处，作为一种通用性的“代理规则”发挥效用。
结语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是：评估动力机制为内外结合，以内为主。当高校进入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新一轮审核评估倡导高校质量文化的建设，意味着高校质量治理和质量保障需要由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转向价值理性，重视高校和师生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诉求，激发其质量意识、质量责任和质量道德，建设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使高校质量治理和质量保障的动力由“外驱”转向“内驱”。质量文化的建设离不开质量文化的制度化过程，需要通过建构完善的质量治理制度，形成柔性的质量治理氛围，实现质量文化制度建构和制度认同。质量文化与质量保障本质是一种嵌入关系，通过质量文化的嵌入，促进质量保障科层模式向文化模式转型，释放质量文化的价值选择和软性制约功能，从而提升高校质量保障能力。
（文章资料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2024年第二期）